《韩非子》说：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

而政道所关心的是如何赋予权力以正当性，如何以制度的安排配置和限制权力。张灏先生指出，儒家的这套天人之际思想，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脱胎于殷周的古老神话传统的天人感应说，后来发展为汉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另一种是轴心文明突破时期的天人合一说，天命内化于人的心灵，后来发展为天理心性合一的宋明理学，但二者与政治的分离度和批判性是不同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只能以人世秩序的基本制度的神圣不可变性为前提而发挥有限度的批判意识，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以内化超越为前提，蕴含了权威二元化的激烈批判意识。

儒家宪政即便存在，也是一种残缺型的存在，其宪政架构一在义理性的天下大法，二在治道层面的制度性设置，然而前者过于形而上，后者又限于伦理化，所缺少的正是中间层的政道——超越一家一姓之王朝、超越君主个人之意志的根本大法。于丹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论语》而一炮走红，儒家经典以及相关的解读成为书店的畅销书。体制是超越于个人意志的硬约束，而格局则是因人而宜的可变之局。文治政府与皇帝为首的中朝之间有了相对的分离，遂使士大夫与皇帝的共治，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但无能昏君者对士大夫猜忌心重，往往倚重内朝的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西汉汉武帝之后外戚专权，东汉和中唐宦官横行。

在不同的朝代里面，要看士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意志较量。西方宪政的诞生，在中世纪与基督教有关，到了近代深受霍布斯主义的影响。所谓改制，只不过是《齐诗》五际的改正，虽和革命同属五际的范畴，但就其政治意义来看，显然是以改制论代替革命论，其高下之差是不言而喻的。

《白虎通义·巡狩》说：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晋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虽然他们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能突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2]把君主认为是受天之命以统治人民的传统观念，但他们却提出了天之立君，以为民也[3]的新观念。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进行批判，才能打在点子上，不致差得太远。

孟子说王政必自经界始，他向滕国建议的却是要恢复周代旧田制。又说：古礼从周多繁文，今礼变周多简质。

法家之取法于殷当也是无可置疑的（详另文《儒家法夏法殷义》）。而且先有理论而后有制度，又是学术发展的自然次序。然而汉武对儒生却又推崇备至，这又当如何解释呢？其实，秦皇、汉武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

《尚书·尧典》叙尧、舜禅让说：受终于文祖。这种用大圈圈套小圈圈的办法来理解乡遂，是不合适的，刘申叔先生说王莽设六乡在长安，六队（遂）在洛阳，莽政多摹仿《周官》，是西汉师说以六乡在长安、六遂在洛阳，这才是《周官》乡遂的正解。《管子·桓公问》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讲改制，讲王鲁，其必然的结论就是因时王而改制，当然也就不需要禅让。

继承孔子的思想而演变出的今文学思想发展如此。董仲舒既用改制论以阿附汉武帝，而清末变法之士最后也沦为拥护清朝的保皇党，前后如出一辙，很明显，这正是其改制论的必然结果。

郑康成指出《周官》的田制有井田和非井田两种，这是完全正确的。董仲舒又何尝不是曲学阿世之流。

虽然他们理想的井田已不同于周代的井田，但他们无法认识在土地私有制度既已发生发展以后，要实行授田还田的井田制度是绝不可能的了。同时，他们在理想的制度中还主张实行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制度），甚至某些儒生还主张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于是今文学家根据这一制度的精神，扩大了太学议政的范围，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乡学的没有种族差异的各成员来议政，以继承这一原始民主制度的传统。[3] 《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这种损益四代的提法，能说他局限于时代吗？干宝早就看清楚了这一层，而大发议论了。于是古文学家乘机而起。

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1] 节引《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又和《韩氏易传》文旨全同，也是主张禅让的。

封泰山，禅梁父，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

《韩非子·显学》说：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在这些制度中，学校已经是普遍设立在乡里，人民已能普遍地受到教育，这和《周官》中的乡遂异制又大不同了。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大学即辟雍也。[6] 《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1]这四郊明堂也就正是《王制》的大学在郊，《学礼》所说的东学、南学、西学、北学等四郊大学。

又说：所褒贬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它吸取先秦诸子各家思想，使它在理论上较各家为全面，它重视了三古的典章制度，使它在方法上较各家为具体，然后才认识它能够得到大量信徒并不是偶然的。

一适谓之攸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后来也因此遭到诛杀或灭死一等的处分。

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对曰：征缮以辅孺子。一年物有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汉书·刘歆传》载哀帝时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从上面所述来看，我们认为汉代的经学是先秦儒家和诸子的发展和总结，杂家《吕览》、《淮南》是以黄老为中心来总结，六艺经传是以儒家为中心来总结，这样的说法并不算是夸大和过分。

当时学者迫于统治权威的压力，只好讬之于三代，以寄寓其理想。而孔、孟则是维护世袭贵族的（见前），但是《公羊传》里却一而再地讥世卿，说世卿，非礼也。

《孟子·梁惠王》载：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历史对他们的局限：他们无法认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要求一律平等的理想都只能是幻想。

强公室，杜私门正是商鞅所以治秦、吴起所以治楚而韩非所谆谆告诫人君者。这和《慎子》、《商君书》不仅是思想一致，且文字也大同小异。